犯罪道德学:一个新词的若干刍议(谢宗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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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谁能够从理论消灭一个民族的宗教文化,甚至从行动上消灭一个民族。可是很遗憾,在目前似乎还没有谁有那么大的才华和能量,能做到这点。希勒特曾经尝试过,但他失败了。
  我们暂时撇开道德意义上的争论不管,单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9?11”事件。按照狭义的理解,犯罪应该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社会危害性、二是刑事违法性、三是应受刑罚惩罚性。 “9?11”事件显然具备这三个特征。
  那么,它就是犯罪的了?
  勿庸置疑,当然是!
  这个结论肯定让很多人欢欣鼓舞。可先别急,我们再用犯罪的特征去衡量一下伊拉克战争。很显然,伊拉克战争同样具备以上三个特征。则说明伊拉克战争同样是犯罪。推而广之,我们不妨用这三个特征衡量世界上所有的战争和暴力运动,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毫无例外,所有战争和暴力运动的实质都是犯罪。
  当然,所有战争和暴力运动的发起人都不会承认这点。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宗教文化和道德观,认定自己所从事的战争和暴力运动是一项正义事业。由于缺乏统一的评判,最后的历史定论一般由胜利者或文化强势一方给出。但这并不是盖棺定论。因为胜利者和强势的一方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常常互相转换。
  这么一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法律评判的准确性及道德评判的模糊性。同一件事,从法律的角度上很容易给它定性;而从道德的角度出发,结论却有天壤之别。原因是由道德本身的含糊性和法律本身的准确性造成的。一般道德都没有成文,而一个民族的道德最终解释权又只掌握在几个强权人的手中,强权人头脑的思想稍一变化,民族道德的面貌立马就变得模糊不清了,比如文革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几乎是朝令夕改。普通法律虽然是从道德中产生,但它一旦产生,往往就具有其准确性、明晰性和普适性。各国各民族的道德虽然各有千秋,但人类文明的共性决定了各国各民族道德的共性,这种道德共性的东西,往往容易成为法律条文。比如说,什么样的行为是违法的,而什么样的行为又该受到什么的惩罚,这在各国各民族中大致差不多。
  既然这样,在今后的国际事件中,在各国各民族的宗教文化及道德观还分不出是非对错的时候,“国际法”应该承担对国际事件定性的责任。当然,首先得保证“国际法”不是几个世界大国豢养起来的看门狗。
  法律既然能够对人与人之间的争斗给出一个定性,也就能够对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暴力给出一个定性。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斗殴是非法的,那么显然,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阶层与阶层、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战争和暴力行动,无论理由多么充足,它同样是非法的。世界上一旦没有了战争,没有了强权入侵,没有了种族对种族的欺凌,那么暴力运动,也一定会越来越少。如果只单方面把暴力运动定性为“邪恶的恐怖主义行为”。那么只会使这种暴力运动愈演愈烈。掌握不了话语霸权的一方,只能在行动上做出尖锐而极端的回答。这就是自“9?11”以来,为什么世界上的暴力运动越来越频繁的原因之一。
  道德作用下的犯罪成本
  犯罪率的高低,往往与一个社会制度的是否完善戚戚相关,同时它还跟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贫富差距、文明程度、教育程度、生活习性,甚至地理、气候等因素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意大利精神病学教授、现代犯罪学三圣之一的龙勃罗梭先生通过对无数犯罪人的遗传、基因、头骨、相貌、饮食、神经等等特征的研究,曾提出“天生犯罪”的概念。就是说,有些人一出生就注定会成为罪犯。不管他的这一概念是否正确,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自有人类以来,犯罪(广义)就一直存在。过去、现在、未来,无论哪个社会,都存在犯罪。犯罪的基因一直在人类的血管里流淌。
  既然这样,我们先不妨简单地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守法人,另一类是犯罪人。而法律则可看作是大多守法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给少数犯罪人套上的枷锁。
  反对死刑的法学专家拉德布鲁赫曾这么说过:只要死刑还存在,那么整个刑法就都散发着血腥的气味,整个刑法都充满着报仇雪恨的污点。事实上,不管死刑存不存在,整个刑法都改变不了报仇雪恨的特征。推而广之,整个法律其实也改变不了报仇雪恨的特征。法律就是守法人报复犯罪人的有力武器。如果没有法律的存在,守法人和犯罪人的面貌其实是模糊不清的。有了法律后,守法人和犯罪人就被明显地区分开来了。在严厉的法律面前,守法人与犯罪人分成两大阵营。从此后,犯罪人对守法人的危害有多大,法律对他的报复就会多深。彼此间的伤害,其实是半斤八两。但由于守法人“先礼后兵”,有理有节。所以他们一直掌握道德的控制权,并且不屑于把道德的花冠与犯罪人分享。犯罪人就这样一直排除在道德的门槛之外,犯罪与道德这两个词也就一直没有联姻。
  监狱,可看作是守法人为报复犯罪人而设造的。监狱两个最大的功能分别是:折磨犯罪人的肉体和瓦解犯罪人的意志。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只要肉体仍还健壮、意志仍还强悍,会反过来加倍侵害守法人。守法人再次将他们绳之以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犯罪人很难“改邪归正”的原因之一。
  对于这个社会死结, “犯罪道德学”有一种全新的处理方式。而要使这种方式得以实施,首先得要求守法人后退一步,把道德的芬芳也赏赐一些给犯罪。就是说,得承认犯罪行为中的道德成分。
  如果说,监狱还有第三大功能的话,那就是教化功能。这种教化,并不是以教育犯罪人在他的犯罪行为中添加道德成分为目的,而是守法人把自己的道德观强行加给犯罪人,想把犯罪人彻底“改造”过来,做一名模范守法人。但实际功效如何呢?我们都很清楚,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这种“改造”是行之有效的。犯罪人出狱后不再犯罪,要么是因为萎靡的肉体丧失了犯罪能力,要么是精神的恐惧失去了犯罪的勇气。很少有人是因为内心的道德含量增加,才不去犯罪的。由于职业关系,我与案例打了十几年交道,但至今我还没发现一例这样的个案。当然,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是有的,但那大多数是守法人一厢情意的意淫罢了。即使是真的,这种改造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三。那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既然对方的犯罪意念无法消灭,而我们出于文明的考虑,又无法将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全部折磨得“奄奄一息”,使他们失去犯罪的能力和勇气。那我们不如教会他们如何“合理”犯罪,提醒他们在犯罪时多增加一些道德含量。这样一来,就可以一举三得。

(作者:谢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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