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道德学:一个新词的若干刍议(谢宗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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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三得?其一,降低了犯罪人的犯罪成本,其二,降低了守法人的受害成本,其三,降低了政府的执法成本。还使得犯罪人和守法人的冲突,有所缓和,并趋于某种“和谐”。比如说小偷把钱包偷走之后,能把钱包里的各种证件寄回受害人,那这桩犯罪行为中就渗杂了不少温馨的东西。社会有义务加强类似观念的灌输。
  这些年来,我接触过大量案例。有为几元钱而杀人的;有为一点小事而杀人的;有为掩饰自己的小过失而杀人的……前几年,南方某些城市出现的“砍手党”,则是为了一个提包,而将受害人的胳膊一同卸下。这些都是“道德含量”和“技术含量”极低的案例。在做这些案子的时候他们肯定没有想到,越是这样,他们被捕的概率就越高,他们被制裁(报复)的程度就会越严厉。
  公安部早几年就提出了“命案必破”的口号,现在全国的命案和重大恶性伤害案的侦破率在90%左右。而一般案子的侦破率,保守的说法是,还不到15%。这就是说,制造一桩命案或一桩重大恶性伤害案,你基本上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而制造一起小偷小摸小抢案,你有85%以上的机会逍遥法外。同样是以钱财为目的的偷或抢,只要你提高行为中的“道德含量”,你所付出的犯罪成本就会小得多。既使有一天你的行为将被制裁,你也不至于用命偿还。
  我们对法律书的解释不但要站在守法人的一方,解释法律的严厉性和公正性;还应该站在犯罪人一方,解释法律的“经济性”和“适合性”,告诉他们,怎样犯罪,才更便宜一些、更实用一些,更经济一些。如果把犯罪看作是一件“事物”由一方转移到另一方,那么最经济的方式当然就是尽量减少中间环节的消耗。比如说物欲型犯罪,在洗劫了受害人的钱财后,没必要多此一举,将受害人家的液晶电视砸烂,甚至一把火将受害的家烧个精光。而情欲型犯罪,在夺取受害人的贞操后,没必要画蛇添足,把受害人的脸蛋或乳房划破。“盗亦有道”不应该是一个词,它应该成为一本法律条文解释书的标题,指导广大犯罪人如何有“道德”地去犯罪。
  但守法人宁愿做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也不愿意出版一本类似的书。好像一旦出版了这样一本书,不但承认了犯罪的合法性,还有“诲淫诲盗”的嫌疑。事实上,如果有这么一本书的存在,那么得益的不单单是犯罪人一方,更多的是受害人一方。只有犯罪人的行为变得更道德时,才有更多的受害人在侵害过后,还能拥有“不幸中的万幸”这种弥足珍贵的感觉。
  事实上,尽管整个社会犹犹豫豫、遮遮掩掩,但其实已开了类似的先例。比如我们一方面把卖淫嫖娼定为非法,另一方面有关单位却积极为性工作者发放安全套,进行性病知识教育。这就是让性工作者的非法行为变得更“合理”、更“适应”一些,尽可能地阻止各类性病的传播,以降低社会成本。
  以后每颁布一部新法律,是不是都可以配备两套诠释书?一本是针对守法人的;一本是针对犯罪人的。当然,既然提出了“犯罪道德学”的概念,我希望有更多关于犯罪道德学的书出现。比如说《犯罪道德学分析》、《犯罪道德学运用》、《降低犯罪成本三千例》、《日常生活中的犯罪道德细节》等等。我想这样的书总比现在充斥在图书市场的《厚黑学》要好得多。为什么?因为前一种是在犯罪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提倡道德,而后一种则是以智慧的名义反道德。
  较之整个社会对犯罪人的苛刻态度,文艺界似乎宽松多了,很多文学影视作品都从审美的角度来刻画犯罪人及其犯罪行为,并且逐渐形成一套特有的犯罪美学,让读者和观众对犯罪人及某些犯罪行为不但不反感,反而有一种心理愉悦。少数艺术家为了追求纯粹的视觉刺激,还形成了一套犯罪暴力美学,把暴力渲染得精美绝伦。例如影视作品中的战争、械斗、武打等动作。在文学作品中,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里则把暴力美学推向了极致,刑罚中的“凌迟”被他写成了至美之境,这大概是此书当年没获茅盾文学奖最根本的原因。假如那年我做评委,我也不会投它的票。
  文学艺术作品中对犯罪美学的弘扬,在客观上,对守法人和犯罪人起到了一种调和作用。犯罪之所以能成为美学,是因为犯罪人的行为中包括了很多情感成分和道德成分。而之所以要犯罪,很多人仿佛是被强大的生活逻辑不由自主地推到这条道路上的。这会让守法人因为理解而产生一种认同感,从而像容纳自身的疾病那样去容纳他们。
  但现在的文艺作品对犯罪美学的发掘,还处在很模糊、很暧昧的状态,其实质是犯罪美学背后还缺乏明确的价值观作支撑。正因如此,犯罪美学一不小心,就过渡到了犯罪暴力美学。
  如果说犯罪美学占有相当比重的“道德成分”和“逻辑成分”的话,那么暴力美学就只能用“邪恶”一词来形容了。暴力美学与道德完全背道而驰,它把人性中的邪恶激素分离出来作为审美对象,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绝对是一种破坏。由于它的潜移默化,犯罪行为中“画蛇添足”的成分会越来越多,由此会使整个社会的犯罪成本和执法成本大幅度提高。
  要让文艺为社会服务,很显然,我们就得给犯罪美学提供一个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就是“犯罪道德学”。即一切犯罪美学都得以犯罪中的道德成分作为衡量指标。文艺作品中被塑造得很唯美的犯罪行为,其道德成分一定很高。相反,道德成分很低或零道德的犯罪行为,我们则把它塑造成一种观众所无法接受的丑和邪恶。
  犯罪美学倡导的应该是一种简洁的、文明的、低调的、理智的、低成本犯罪行为和语言,而不是一种画蛇添足的、损人不利己的、粗暴低俗的、无法无天的、高成本犯罪行为和语言。这一点,欧美的影视作品就比亚洲的影视作品做得好多了。欧美影视作品中的犯罪人常常很优雅,优雅得甚于很多守法人。而亚洲影视作品中的犯罪人则常常是粗鲁低俗的、耀武扬威型的,好不容易说了一句文明的犯罪语言:“对不起,我要打个劫。”最后也被沦为笑料。
  我想,如果我们的文艺作品始终把犯罪中道德成分的多寡作为美与不美的风向标,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到犯罪人的行为和语言。
  法律与道德无法调和的悖谬点
  一般说来,法律和道德是相辅相成的。坚守道德就是预防违法;而维护法律也就是对道德的加强和维护。法律是从道德中剥离出来的,逐渐演化成了道德的主心骨。如果说含混模糊的道德是个变形金刚的话,那么法律则是变形金刚的主架构,其概念是准确而清晰的。对道德的维护,我们靠的是公众的舆论和本人的良心,可舆论和良心在关键时刻往往会出现令人担心的“疲软”状态。而对法律的维护,我们靠的则是强有力的暴力机关。暴力机关则有着一种说一不二、斩钉截铁的威势。所以尽管法律是从道德中演化出来的,但在现代社会,法律已成为道德的主宰。法律不但要维护自身,还要尽到保护道德的责任。

(作者:谢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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