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道德学:一个新词的若干刍议(谢宗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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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知道,科技化时代在不停地孽生出全新的社会领域,新的社会领域还来不及形成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就要求必须有法律诞生,来维持新领域混乱的秩序。这时道德反倒附生在法律之后。像是一根竹子,先要长出法律的巨笋,然后到了顶端才扩散开来,形成道德的枝叶。
  现代社会,多数时候,法律与道德互相修补、互为因果,像一对同进退、共生死的孪生兄弟。但有些时候,法律与道德竟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你顾全了法律,就必须违背道德,反之亦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线人”。
  线人的存在既是文明社会的污点,又是现代社会的死结。线人是什么?那些警匪文艺作品中几乎都有他们的形象。他们一般是曾经进过“宫”的人,“劳释”回来后,一方面重新投身于过去的生活中,与旧时的狐朋狗友打得火热;另一方面又积极投靠警方,以出卖身边好友的污点,来维持自己现有的生活。
  线人投靠警方,自然是以维护法律的面貌出现;而线人出卖朋友,显然又成了道德的刽子手。虽然按官方的说法,这些人的行为是“大礼不拘小节”,为维护社会的大正义,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小品行,但实际是怎么回事?一个稍明事理的人,都心知肚明。线人与当年打入敌人内部而不得不在局部生活上同流合污的地下党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当时的地下党人活在形而上的信念里,奢侈的物质生活对他们来说,如过眼烟云。而现在的线人则活在形而下的物质生活中,其行为中由官方认定的那一抹正义在他们的头脑中如雁过无痕。
  2005年6月6日的《中国新闻周刊》上,曾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说是2000年的贵州凯里,警方利用一些贩毒人员作为“特情”,“线人”,“引诱”大毒贩前来交易,发展到了80%以上的毒贩都是警方的线人。最后弄得警方都头疼不已:“在打掉一个窝点时,经常发生州公安局、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派出所等不同的单位和部门来说情,称对方是自己的工作对象,最后只好一放了之。而他们被放虎归山后,可能贩卖数十宗毒品,才会象征性地提供一起线索。” 2001年凯里警方痛定思痛、不准再发展培养“特情”、“线人”作为侦破毒品案的手段。
  事实上,这种头疼的事不单是贵州凯里所独有的。我想全世界的警方都会遇到类似的困扰。“线人”的弊端,如果仅仅只是让警方工作不能得以顺利进行,那也不值得整个社会大惊小怪。问题的关键是,“线人”的大量使用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具有一定程度的颠覆性,它对道德的腐蚀性有如告密制国家对于人性的戕害。
  法律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惩治犯罪;二是以其公正性和严厉性防止守法人向犯罪人演变。所谓“杀鸡给猴看”。严格地说,后一个功能更重要些。从人性自私的角度来讲,每个人都是龙勃罗梭所说的“天生罪犯”,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老老实实做了守法人?其原因就是看了“杀鸡”,自己不想做另一只“被杀的鸡”。
  怎样才能成为一只不被杀的“鸡”呢?守法。守法而已。可守法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习惯。未受文明熏陶的野人,既使突然灌输给他守法的概念,但因为没有形成守法的习惯,在法治社会里,他的行为肯定还会时不时触犯法律。而守法习惯的养成,正要依靠约定俗成的道德的力量。打个比方,如果法律是一根电线杆,它非得要有道德的土壤才能将它固定树立起来,否则它就不能发挥自己的功效。而“线人”的大量采用,则正好颠覆法律和道德这一辩证关系。采用“线人”,是为了让“法律”电线杆更好地为“通电”服务,但“线人”的行为在无形中却将法律电线杆周围的道德土壤挖掘一空。如果法律真是一根电线杆的话,等到“线人”的采用率到了一定比例,围绕在法律周围的道德土壤就会不剩一丝,这时法律的电线杆只靠警察和“线人”硬生生地站在周围扶立着,从而变成一个类似于警察制国家的国度。所幸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线人”的采用率都不可能高到这种比例。既便如此,“线人”对道德的损坏在任何社会都是有目共睹的。有告密者出入的人群常常是疏离的、互相敌视的,每个人都有一副谨慎的面孔、一双怀疑的目光。这样的人群一旦扩大,法律和道德的功效最后都只会消于无形,整个社会会变成一盘散沙。
  因此,就像我们要肯定犯罪中的道德成分一样,我们也要否定执法中的不道德成分。在与道德严重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停止或延缓执法行为?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国家的政府有时在群情激愤、并以正义自居的闹事人群中,只简单地揪出几个出头的组织者羁押或判刑,并将闹事者驱散,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看这种行为就应该停止或延缓。这样执法或许能在短时间内制止事态扩大,但长此以往,对社会的负作用会相当巨大。
  事实上,执法的过程,常常会与道德发生刮擦,而警方的做法常常是牺牲道德来成全法律。典型的例子就是审讯。警察每每许诺罪犯,只要他彻底招供,就帮他减刑,或者干脆放他出去。但结果呢,却恰恰相反,罪犯招供得越多,他的罪行就越重,刑期就越长。
  用欺瞒哄骗的手法对待罪犯久了,就会成为习惯。这种习惯显然会改变一个警察的道德修养。警察作家陈琳就曾在小说《香水》里非常成功地刻画了这么一个精于算计的警察,最后他把算计推及到了身边所有人。而警察道德修养的整体下降,肯定不是一个社会的福祉。当全社会的警察从事这个职业不是出于内心正义感的需要,而仅仅只是为了混碗饭吃,这个社会就很有问题了,这时警察与罪犯的关系不再是一种法律道德上的制约关系,而只是生物链上的一环。生物链遵从的则是“丛林法则”,是不分对错是非的,只要是有利于自己的,就是对的;不利于自己的,就是错的。
  警察道德修养的下降,损害的当然不单单是犯罪人的利益,还会波及到周围与他们有利益冲突的大多数人。另一方面,罪犯被以道德自居的警察欺骗后,自己内心的道德成分会随之减弱,人性会变得更加扭曲,出狱后会变本加厉地报复这个社会。
  对于这一点,要解决其实并不难,我们可以在立法上做文章。法律可以这样规定:犯罪人一旦被抓获,他就有义务将他未被刑法处理过的所有犯罪事实交待清楚。倘若不交待,这次案结后,警方一旦侦破了他以前的余案,就加倍处罚。这么立法,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但好在法律具有一种普适性,只要人人平等,那它也就是近乎合理。当法律增加了这么一条后,犯罪人在是否招供积案时,就有选择的余地了。而不像现在,他们没得选择,只能由着警察花招耍尽,而他们却咬牙不招。

(作者:谢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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