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被文明深度催眠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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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曾经有人问我“极权政治称得上一种文明吗”?依我看,它当然是!自丛林社会中的人类出现第一次按规则分配食物时,而不是像豺狼虎豹那样一顿乱抢,人类就开始了文明之旅。极权政治,有着严密的社会分工,严密组织纪律,并且,连同那个制度里的大多数人,其被催眠了的共同理想,也显得格外“豪迈高蹈”。它怎么就不是一种文明了呢?
  如果以建筑比喻,极权政治就像一幢设计精美、结构严密、样式华美,还附载着无数人“梦想”的哥特式的宗教建筑物;而民主政治,则像一个松散的、自由组合式的、怎么让个体舒服就怎么改变的、田园式的春光明媚的大庭院。
  毫无疑问,两者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只是,极权政治的体制本身拥有强大的内部运行逻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这种不易逆转的运行逻辑导致的必然后果。正因为极权政治像一座巨大而森然的官殿,以致极权社会被“邪恶阴影”遮蔽的部分自然很多。不像田园式的民主社会,大多数地方,阳光笼照。这正是民主政治强于极权政治最直观的原因。
  但民主政治就没有一点非文明的邪恶阴影了吗?恐怕也不见得。我们从无数美国大片中就可发现,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地方,但他们政府的背后,总有那么一双黑手,在不断处理见不得阳光的与文明有悖的脏事。
  我们应该知道,人类的心灵虽然比其他生物丰富千百倍,但对制度的选择,绝对不是受了人类“高尚心灵”的指引,而是遵循“人类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什么样的制度更有利于人类的整体发展,就会在集体无意识中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制度。现在,民主政治之所以在全球成为一种趋势,一种潮流,绝不是人类道德大幅提升的明证,而只是科技催发物质文明后的必然结果。当生存环境相对宽松时,人类自然需要更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而民主政治比专制政治更公平公正,更可能让社会和谐稳定一些。假如有一天,科技的彩球吹破了,生存资源再度匮乏,那么毫无疑问,社会又会重新陷入到手段严厉、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之中。强者只有在“酒足饭饱”之后才愿意与弱者分享民主,绝不会在饿得奄奄一息时,还能勒着肚皮与弱者搞那些“我若有一口汤喝,绝不会少你半口”的公平游戏。
  文明发展到如今,现存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不能简单地以好坏黑白区分,都得一分为二看待。为人类集体利益最大化,人类只能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制度就得像变形金刚那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停变化。极权政治它并没有现在很多学者所反思的那么邪恶,它只是人类在文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尝试。如果只把极权政治看作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黑洞,看作是与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看作是一两个邪恶人物的胡作非为,妄想把它与文明彻底隔裂或对立起来,那只能说明我们反思的力度和深度都还不够。其实,若站在宇宙的高度,人类的文明一直都透着一股邪气,因为人类的集体利益并不是宇宙所有生灵的集体利益,就看我们如何理解了。
  把这个说明白了,我们再来分析电影《朗读者》,就会容易得多。

  二

  《朗读者》带给观众最具震撼力的冲击,就是一个法西斯屠夫竟然是一个心地善良、懵懂无知的良家女子。这种形象在此前的文学范畴里从没出现。我们完全可以就此来分析一下,被文明深度催眠的个体,一生究竟活在怎样无可奈何的悲境之下?可惜的是,网上稍好一点的影评,几乎全部是借对良家女子汉娜曾有恶行的解剖,来控诉法西斯主义和极权政治带给人类的伤害。这么写,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只是以现在之“白”,来否定过去之“黑”,而且态度都这么坚定,情绪都这么激昂,其内心散发出来的道德优越感实在太强烈了!
  事实上,真正的生活永远是灰色的,没有哪个时代是纯光明的,也没有哪个时代是纯黑暗的。如果说人类的发展史有一根真理的直线在,那么人类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永远都踩不到那根直线,只能围绕那根直线,上下波动,或者干脆南辕北辙。
  既然真理从没有站在我们其中的任何一方,那么在对过去历史的反思时,我们的道德优越感从何而来?如果我们是站在对现存制度的全部认同上,去反思过去的制度,那么我们的反思,永远都会流于隔靴搔痒式的肤浅。法西斯主义当然不好,文革运动也很有问题,但如果我们只是一棍子打死,并由此认定当初身陷其中的人无非是集体发疯罢了,那么我们以后也许还有更疯狂的时候。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一脉相承的,上帝不会让我们的见识和智慧,来一次跨越式的大跃进。与前人相比,我们实在高明不了多少。由文明统领下的道德、制度、习俗等等,一直在左右我们的思维。个体的人,都是青天白日下被文明这个“巫师”催眠了的梦游者,文明越是强大,人类梦游者的气息就会越浓烈。
  就《朗读者》这部影片来说,那场咄咄逼人、群情激昂、欲置汉娜于死地而后快的审判,难道不是梦游者的集体狂欢吗?时隔二十年,曾身处某个集中营的犹太女孩,长大成人,写了一部关于集中营故事的书,掀起了时人愤怒的情绪,司法部门决定对书中提到的看守者施以重刑,已经适应现有体制的主人公汉娜顿时被一双无形的大手从日常平静的生活中拧了出来,被判终身监禁。姑且不论这个判决是否合理,只是以此判决下去,恐怕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要遭受牢狱之灾。因为二战时期的德国,到处都是集中营,整个社会就像一具庞大的绞肉机器。跟汉娜大同小异的集中营工作者数以万计,如果汉娜要被判终身监禁,那么那些人都得这么判。而他们之所以没这么判,不是苦于找不到罪证,而是没有人用写书的形式搅动人们愤怒的情绪。对汉娜的判决,不是为了法律的公平公正,更是因为不这么判,不足以平民愤。

  三

  据说德国在一战前,识字率就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作者为什么还要选个文盲来做女主人公?这其中是大有深意的。只有文盲才会自始至终,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社会制度所强加在自己头上的一切。文明社会里只有文盲才是文明彻头彻尾的催眠者。她身上反映出来的一切,都是社会文明和制度的真实拓印,而没有添加一点她自己的主观成分。反是那些学了各种知识、懂得各种流派和主义的人,才会心心念念想在前人的基础上,推导出属于自己的文明理念、前景和制度,比如天天拿着一支笔喋喋不休的我们,都想为人类设计蓝图呢。
  我没有读过《朗读者》这本书,单从电影来看,作者应该不是像其他影评所说的,要反思一个良家女子为什么会成为法西斯屠夫,而应该是在展现个体的人是如何被强大的文明制度任意“蹂躏”的。
  我们不妨看看,除了与纯洁的麦克有过一段短暂的阳光般的情爱外,汉娜这个刽子手的一生还有什么值得让人羡慕的地方?她生命的柴薪除了在那个夏天冒了一下明艳的火苗外,剩下漫长的光阴都是在煨烟、霉变、腐烂、消亡。
  一战结束不久,汉娜出生在战败国德国,由于内忧外困,德国人战后的很多年都在勒着裤带紧巴巴地过日子。或许是父母早亡,又或许是父母忙于生计,根本无暇顾及子女,汉娜度过了一个沉闷而艰苦的童年,甚至没来得及接受最起码的教育,就被迅速抛入社会自谋出路。压抑、苦闷、无精打采、漫无目标是当时德国人的精神写照,直至出现了希特勒和他的社会民主党,德国人长期被阴霾紧锁的心灵才仿佛有光照进。希特勒和他的政党野心勃勃地提出“要大炮,不要黄油”,内振国纪,外争族权,使德国迅速摆脱了历史上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这对于大多数短视如汉娜的民众来说,希特勒无疑是一位受众神恩宠的、能起死回生的伟大领袖。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凡是希特勒元首说的都是对的,凡是他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文盲汉娜能够进入党卫军,依当时德国人的思想观念来看,那是一件何等光荣的事情?如果不是汉娜家的祖坟冒了青烟,她又怎能获此殊荣呢?
  当时希特勒和他的政党认为,犹太人是人类花园中应当清除出去的毒草。“犹太病毒的发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只有消灭犹太人,我们才能再次获得健康。”对犹太人的屠杀不是毁灭,而是创造。一旦他们被消灭,一个更有效的、更道德的、更美丽的人类社会就可得以建立。
  当时当境,有谁告诉过汉娜们,希特勒之徒完全是一派胡言!那么就怪不得汉娜们在德国按照他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元首的指示行事了。假如我们愿意横向比较,就会发现,在古老的东方,先是异族入侵,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野蛮政策。随后同一种族的人们又逐鹿中原,彼此杀得血流成河,比雅利安人屠杀犹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双方都打着正义的旗号。其他世界各地,也是战火不断,纷争不断,杀戮不断。
  实证法哲学有“恶法亦法”之说,希特勒的法律无论怎么反动荒谬,但那个时代的人都必须遵守执行,否则就会丢失工作、身陷牢狱,或者干脆性命不保。按照那个时代的法律,犹太人就是一群细菌。那么细菌的死活重要吗?在汉娜看来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任由细菌蔓延。从某个意义上讲,对汉娜们的审判,就像人工池中的金鱼对泥鳅的审判。罪名是它们以前居然生活在污泥之中!而事实上泥鳅以前或许只能生活在污泥之中,并且业已成为习性。而当人工池的四岸和池底都被水泥粉刷后,泥鳅自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性,一如四川涪水的岩鳅,其实就是泥鳅的变异,环境使然,它不得不变作岩鳅。一如已在公交公司干得如鱼得水的汉娜,她并不只适合干看守,文明社会塞给她什么角色,她都会尽力把这个角色干好。
  说到底,成千上万的汉娜们同样是文明社会的无辜受害者,任由社会制度捏来捏去,成为制度作恶的一把快刀。我相信,对一个心地善良、喜欢文艺的倾听者汉娜来说,每个月从自己的看守所里挑一些人送上去宰杀,并不是一件什么踌躇满志、甘之如饴的事情,无非是糊口而已。至于她为什么加入党卫军,去做看守,无非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而已。对文盲汉娜而言,能够成为党卫军的看守,已是她人生中最辉煌的事业了,尽管她得为这项事业付出沉重的心灵代价。她当然也可以选择辞职,然而在当时的德国,有哪项工作追根溯源摸下去,不是助纣为虐、为法西斯政府的反动政策服务的呢?

  四

  时代的风烟揭过去后,汉娜马上转变角色,投入到新时代之中。基于对旧生活的审视,她变得谨慎而畏惧,在新时代她再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直到36岁的她遇上15岁的麦克。
  二十年后,新的文明制度把她从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挑出来,送上审判台,她稍作挣扎,就顺从地接受了自己的新命运。并且在以后的二十几年,一直扮演模范囚犯的角色,一如当年她扮演的模范看守员。如果不是出狱前的那次自杀,她的整个一生都是顺从社会文明制度的一生。
  表面上看,她的自杀是因为她发现与麦克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情感鸿沟,自己出狱必将成为麦克的累赘,天宽地阔,她却再也找不到容身之所。实际上呢,自杀却是她消极对抗文明社会的一种方式。在漫长的生命里,她一直循规蹈矩,不曾违拗社会制度半分,最后她却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结束生命,而不是再走出监狱,再由文明社会任意“蹂躏”。
  她这种自我选择的意识源自何处?正是朗读者麦克对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培训。出狱前,我相信饱读文章的汉娜,对现代文明制度已有了自己的思考。当再度与麦克相见,麦克问她对过去的恶行有没有忏悔时,她发现被现有文明制度催眠的人们竟然仍没原谅昔日那些被过去文明制度催眠的人们。仍然不懂得施虐者的他们和受虐者的犹太人,其实都是文明制度的受害者,只是受害的程度、方式和日期不尽相同而已。
  社会把由文明制度犯下的错,全部转嫁到个体的人身上去了。在整套文明制度之下,个体的人就像恶少手中的一只蚂蚁,怎么捏怎么死。当汉娜懂得这些(或者说对这些有了一些朦胧的认识)后,她不想顺从命运了,她选择以死作为对文明制度的反抗。至于遗产为什么要赠送给那个犹太女作家?这也不是表达施虐者的忏悔之情。书籍开启了汉娜的心智,使她进一步认识到了当年自己的恶行,同时也让她深深懂得这种恶行产生的深层原因,她只是一把懵懂的快刀,刀柄撑握在社会制度的手中,她实在找不到忏悔的理由。她的馈赠只是一个清醒的受害者,隔着岁月的风烟,向另一个受害者伸出友好之手罢了。
  可惜,犹太女作家拒绝了她的馈赠,对她当年的恶行仍无法原谅。长期被仇恨和痛苦蒙蔽了双眼的犹太女作家,就没想过,汉娜当年的恶行几乎没得选择,就算没她,恶行依然会在当时的大地上肆行无阻。而她自己对汉娜的报复却是可以选择的。如果她能清醒地意识到,她与汉娜其实都是文明制度下的牺牲品,她一定不会让“制度之罪”和“恶法之恶”所带来的后果,全部由汉娜一个弱女子承担。汉娜最大的无辜,就在于她是文盲,对社会文明制度,没有自己的思辨能力,她只能遵从。与识字者相比,文盲汉娜被催眠的程度更深。既然成千上万的识字者,在有自己思考能力的程度下,依然被法西斯主义的致幻剂给迷倒了,又何况区区一个文盲汉娜?
  电影中有个片段,就是文盲汉娜宁愿终身监禁,也不愿承认自己是文盲。而麦克宁愿让自己既爱又恨的人终身监禁,也不愿出面指证她是个文盲。很多影评人认为这个片段有些不合理,以为仅仅是为了面子,汉娜才耻于承认自己是文盲,麦克才耻于公开他与法西斯分子的恋情。这也是对的,但这只是表象。那时那刻,他们内心还有比羞耻更强烈的情绪,便是恐惧。害怕一旦说出真相,自己就会被一切社会文明排斥在外。
  想想看,既然一战之前,德国的识字率就高达百分之九十多,汉娜如果公开自己不识字的真相,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文明社会里一个未曾开化的、蒙昧的野蛮人,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人群里的一只“猴子”。那么她以后的生活,未必会比在监狱更好。至少监狱也是文明的产物,自己置身其中,也是在文明社会的包裹中。而一旦打上了文盲的烙印,社区里异样的目光也许时时刻刻会给她划出一块活动的“囚禁地”,让她走到哪里,都摆脱不了四面是墙、孤立无援的窘境。(实际上或许并不如她想像的那么糟,但经过权衡,最终她还是选择了进监狱。)说到底,在强大的文明制度下,个体的人都以俯首称臣为荣(人人都以有文化而沾沾自喜),怕就怕想要称臣而不得。
  麦克的困境则在于,想要指证汉娜不识字,就必须公布他俩的恋情。他并不耻于两人悬殊的年龄,他害怕的是汉娜法西斯屠夫的身份。一旦他公布了自己与汉娜的恋情,那么他的同学和其他人,定会将他与汉娜归于一类,把他硬生生地从现有的文明圈里拔出来,扔进正被谴责的历史的文明圈去,作为汉娜的“陪斩”。而这个青涩青年内心并没有强大到为了汉娜一个人,就可以置自己赖以生存的整个文明圈于不顾。更重要的是,受现有文明圈的熏陶,麦克内心也认为汉娜尽管情有可原,但她的罪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五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问,一个15岁的男孩与一个36岁的妇女相爱的概率到底有多大?很显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概率低得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作者只是为了描绘渲染一段传奇式的畸恋?不。作者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在两人身上附加了很强的象征意义。
  据说原著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爱汉娜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德国人的命运。我比其他人更难摆脱这种命运,比其他人更不容易战胜这种命运。”很显然,汉娜象征德国的历史,更确切地说,象征德国二战期间的历史。麦克则象征着德国二战后的新生代。麦克与汉娜的关系,就好比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对麦克而言,汉娜是一位有污点的情人或母亲,对汉娜他既爱又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怒其不争。这与德国新生代对祖国历史的复杂情感何其相似。
  麦克没有公开与汉娜的恋情,与战败国后代的心态是一样的。他们着意划清与历史的界线,就是不想与过去的罪恶扯上太多的关系。然而正如麦克稀里糊涂与汉娜发生了扯不清的恋情一样,战败国的后代无论怎么回避,都无法摆脱他们与父辈及祖国历史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关联会影响一代甚至是好几代人。
  以麦克为例,自与汉娜有染后,负罪感致使他一直游离在现有的文明圈边缘,他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不逸出一丝心事让别人知道,哪怕是最亲近的家人。与女人可以做爱,却从不在一张床上过夜。他对世界产生了极度的信任危机。对汉娜,他爱得愈深,就恨得愈切。隔几年热情如火,为她朗读了大量文章;隔几年又冷若冰霜,完全不顾她的死活。这正暗合了德国下一代人对祖国历史的不断认同和否定。
  那么,与汉娜有染的麦克需要为汉娜的罪恶而倍受良心谴责吗?这真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再说了,忏悔应该作为一种精神需求,而不应该只是一种外表现象。被逼的忏悔只是一种可笑的形式,自发的忏悔才是一份灵魂的修为。忏悔不是认罪,而是反思后的心灵提升。麦克不应该为汉娜之罪承担任何哪怕是道义上的责任,麦克需要的是反思汉娜身上的恶,避免重蹈才是关键。
  了结了汉娜的身后事,麦克终于懂得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中,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承担多重的责任。影片最后,麦克在汉娜的墓碑前,向自己的女儿坦承了与汉娜的一切,这意味着他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时空中,让心灵自由穿行了。
  然而汉娜可以死,历史却死不了。在死不了的历史面前,那些出自历史的儿辈孙辈们又该如何面对呢?这仍然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六

  最后,让我们来反思一下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恶果。
  汉娜之恶其实是由社会文明制度对原始单纯人性施压后的结果。也是现代社会分工无限细化,导致“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后形成的一种平庸无奇的恶。
  纪录片《普通法西斯》中有一段党卫队的宣誓:“我宣誓效忠元首和元首委任的任何上级,无条件地服从一切命令。”想必汉娜也是宣过誓的,并且宣誓的时候特别庄重,心底的自豪感就像明亮的阳光一样往外喷。而一旦宣誓,汉娜就不再是一个自然人了,而只是法西斯的一分子。童年时的文明圈所形成的善良人性,被国家制度的另一种文明给扭曲了。不但是她,当时德国的城市乡村,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法西斯”。
  最近,我在看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鲍曼认为现代社会“所有的劳动分工使对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有贡献的大多数人和这个成果本身之间产生了距离”,当然,如果这一集体行动会导致什么后果的话,个体这与这个后果的距离也相当遥远,而“一旦他们与遥远的后果相分离,大多数专门化的行为要么在道德考验上掉以轻心,要么就是对道德漠不关心。”主人公汉娜大概就患了这种“掉以轻心”和“漠不关心”之病。除了最后因忠于法律亲手导致三百名犹太人惨死外,汉娜平常的工作并不与鲜血和生死挂钩,反正下面在源源不断地往她所在的小集中营运送犹太人,她要做的,就是源源不断地把无法容纳的人送上去,送到更大的集中营去。至于这些人是死是活,她并不关心,也关心不了。更何况,党徒对命令的服从甚至会逾出道德的底线,汉娜的懵懂无知,导致了她的盲从和随大流。
  鲍曼还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它由对自然的怀疑而建立了自己的特性。”园艺文化是一种修剪文化,一种雷同文化。依照一种园艺文化,汉娜们把无数犹太人送上了断头台,而依照另一种园艺文化,人们又把汉娜们判了终身监禁。被修剪过的大多数人甚至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盲从。他们以为头脑中那些观念是他们天生就具备的,就像被修剪了的草木以为它们本来就长成这副样子,而不是它们在大自然的样子。即使有个别人提出质疑,但那种微弱的声音也会被时代的滚滚洪流所湮灭。

(作者: 谢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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