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好东西,是流行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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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立伟说宋元:真正的好东西,是流行不起来的
 
  作者:何立伟 来源:长沙文艺
 
  我觉得宋元对生活,对文学,有许多精辟的见地。同他聊天,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宋元的人生经历颇为丰富,他的家族里也出过赫赫有名的人物。阅人阅世一多,自不免厉练慧黠,说起什么人事物事来,每每见血封喉。这是宋元精彩的地方。
  ——何立伟
 
  十多年前,宋元就跟我说起过,他喜欢汪曾祺。听了这话,我心里一热,立即引为同调。那时宋元也写一点东西,但写得少,主要是阅读。我们经常到天心阁城楼和岳麓山上喝茶聊天。我觉得宋元对生活,对文学,有许多精辟的见地。同他聊天,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宋元的人生经历颇为丰富,他的家族里也出过赫赫有名的人物。阅人阅世一多,自不免厉练慧黠,说起什么人事物事来,每每见血封喉。这是宋元精彩的地方。但你若以为宋元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家族及个人生命的起落浮沉,在文学上选择一种剑拔弩张,地火天雷的风格,那就错了。宋元喜欢的,是汪曾祺。他喜欢汪氏文章里去除了人生火气的那么样一种平静,以及藏匿在平静之中的古井一般的深沉。他还喜欢汪曾祺作品――特别是散文小品中的文仕品格和文学味道。
  在这一点上,我跟宋元有同好。
  有时候,我们谈及某位髦得合时的作家的散文,宋元手一挥,说:“差得远,比起汪曾祺来,一点味道都没有!”我这一壁也是感同身受。在我看来,新时期新老作家中,汪曾祺的散文有他人无可企及的品格。真的,同汪氏的散文一比,很多人的文字正如宋元说的,一点味道都没有。
  味道这东西,讲得清吗?讲不清。所谓妙处难与君说。林语堂说过,中国的艺术同外同的艺术比较,多的是一种味道。但林语堂没有解释什么叫做味道。汪曾祺的文章有味道,宋元不能解释,我也不能解释。但是,宋无和我都能感受到。别人的文章没有味道,当然也能感受到。
  后来,宋元开始写东西了。写小说,写散文,发表在《收获》、《钟山》、《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大大小小的报刊上。很多人读了他的作品都很喜欢,这给了他不小的鼓舞。他索性辞掉一所师范学校副校长的职位,调到长沙市文联,当了一名专业作家。他在一篇《倾诉的欲望》的散文中写道:“我当知青以后,又做过矿工,小提琴手,锅炉工,钳工,采购员,大学生,文书,教师,干部,我朝三暮四地做过五花八门的工作。到四十五岁,忽然,我决定要当作家。有人奇怪,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喜欢写作,写作使我愉快。因为面对电脑的时候,我知道,实际上面对了许多的人,我把他们看作朋友,我向朋友倾诉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难道不正是一桩令人愉快的事情吗?”这种夫子自道是令人信服的。写作成了四十五岁以后宋元乐此不疲的事业。
  现在宋元的文章可谓之满天飞了。凡我见到的,我都必读无疑。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就像喜欢汪曾祺的文章一样,我喜欢宋元的文章。这是因为他们的文章有一个共同处:有味道。
  宋元的散文,篇幅都不长,但是,精粹,韵味深长。体现在内容上,是他的笔头饱蘸着情感,又浅浅地渗出,不经意间,你便被一种雾状的情绪所感染,所写人与事,给你体味甚多,而又达于“润物细无声的”的境地。
  有一篇《水月林》,千把字,可以佐证:
 
  水月林
  水月林是长沙的一条小巷子。
  我喜欢水月林这个名字。
  有些地名,不知为什么,无端让人喜欢,水月林就是。水、月、林--真好,象幅清清爽爽的水彩画。
  我上小学时,每天都要经过水月林,来来去去不知道多少遍了。闭着眼也能走过去。这小巷子的一侧是一溜高墙,另一侧是住家。我曾在一篇小说里详细描绘过那些人家的生活。一对开炒货铺的老夫妻,一个皮匠,一条拖板车的东北大汉,一位挂支博士牌钢笔的奇怪人物,以及一个女人,和她的男人。
  那女人是小说写到一半,临时加进去的。
  一个老同学来,很慎重的样子,对我说:“她结婚了,就在前一天。”这同学说的“她”,指的是我从前的女朋友。听了这消息,我先是发阵呆,末后毫无道理地问:“那男的姓什么?”
  “姓古。”
  “连姓都姓得不好!”
  这算什么话呢?
  我真是可笑。那时我的心情,一定非常的复杂。
  小说里于是多了一个女人。
  住在水月林的这个女人,当然每天都能被我这个上学的小学生看到,我看到她的时候,“总感到她会突然地跑过来,并且一定张开手臂跑过来。这么想着,使我心里发慌,同时莫明其妙地觉得快活。”
  我养成了想看见她的习惯。
  我觉得她好看。
  至于她男人,我让他姓的就是古。即便我努力地想对这位老古同志客观一点公正一点,但我的笔固执得古怪,它毫不掩饰地写道:
  “我很不喜欢老古,不喜欢他的西式头,他的一路乱响的皮鞋同单车。”
  这又算什么话呢?
  算醋吧。
  ……
  记得水月林一侧的高墙下,沿墙根是永远爬得有青苔的,一路冷森森地暗绿过去。仰起脑壳来,从墙顶上,穿过浓荫的树丛,看得见院子里一幢洋楼的红色屋顶。那院子的大门仿佛从来都是紧闭着的,偶尔,来辆华沙或是伏尔加的小汽车,叫两声喇叭,进去了,大门就嘭地关起来。又偶尔,有钢琴声,叮叮咚咚自墙头上雨点一般透明地洒落,让路过的小孩子凭空生长出许多的幻想来。那高墙深宅里面,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
  至今我也不知道。
 
 
  宋元散文的语言,很口语,很白,却很可玩味。在这一点上,也很似汪曾祺。最讲究语言,又看不出讲究的凿痕。这是很见功力的地方。读宋元的文章,单是读他的文字,也有一种品功夫茶的快乐。宋元的散文语言,几近“纯粹”,很合我个人的欣赏口味。
  有一回,宋元写了一篇《平地一声雷》给某晚报副刊。据说副刊主任看了这篇写长沙老街的散文后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我当了十多年编辑,这样好的文章,还是头一回碰到!”
 
  可见宋元的文章不止于适合我个人的口味。
  但宋元的文章不时髦,不惊世,也不合于商业炒作,因此,他同汪曾祺一样,永远流行不起来。宋元对此有足够的认识。他在《长沙人的吃》的文章里就说过:“真正的好东西,是流行不起来的。”
  宋元放弃种种而执着于写作,也不是为了虚名的流行。对于他来说,生活的美学就是娓娓的倾诉。
  这喧嚣的世界,也总还是有些静静倾听的耳朵的吧。

 
  写于2000年元旦

(作者:何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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