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热土上的匍匐起步(柳炳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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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叫柳长生, 1913年2月2日农历壬子年十二月二十七出生。我的祖父“柳庆甫,据说曾是个生性很活泼的青年。只可惜,我父亲刚两岁时,我祖父就因病去逝了。两年后我祖母改嫁到了十里之外的柳家塘,嫁给了一个叫王海珊的老实农民。我父亲八岁那年开始给人当放牛伢子。他曾对我们说过:当时他个子矮小,可以从那牛肚皮下钻来钻去。他十一岁那年,祖母见他很聪明,就送他去拜师学织布,当时农村人的衣着基本上都是用自家女人纺出的棉纱织成的土布做的。织布的”机匠师傅“是属于技术人才,父亲学好了,他织出的棉布很漂亮。他十六岁和我母亲成亲。当时,家里除了三亩七分水田外,无房,无地,无山林。为了养活全家,他除了舍命种田织布,还常在寒冬腊月时推着独轮土车子翻山越岭往返几百里,奔走于长沙市和江西省的铜鼓县和万载县之间,帮别人运送些土特产,可谓历尽艰辛。但坎坷的生活道路,也锻就了他独特的个性。
  父亲虽没进过学堂门,但不算是文盲。到解放初期,单就他认得的汉字而言,就比当时的小学毕业生认的字数只多不少。他言谈中不但不见粗野,反而不时吐出文言雅语,诸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三人行,必有我师”、“见官莫向前,做客莫在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良田万顷,日食一升“ 、”大厦千间,夜眠八尺。……这类名句妙语,都是他从接触的文化人或读私塾的学生们那里听来的。还诸如:“烟不饱肚,屁不肥田。”、“出门看天色,进门观颜色。”“不怕人穷,只怕志短。”等等精辟的民间“俗话”,是他用心从周围群众的言谈中听来的。
  父亲对人对事不太讲情面,但坚持讲良心。“凭良心做事”是人的口头禅。所以,有些心术不太正的人对他有几分畏惧,但善良和弱势的人们却对他心存几分敬佩。在我母亲死后,家里共欠了一百二十多担谷的账,其中有欠地主陈长生的几十块钱。我说别人欠了地主的钱,在土地改革中都一笔抹了,你为什么不那样做?父亲说:“那是要不得的!钱是我找人家借的,怎么能赖掉呢?做人要讲良心呢!”后来,父亲硬是偷偷地如数还清了陈长生那笔债。
  父亲从小勤劳,也不许儿女们懒惰。他自己从睡早觉,更不许儿女们睡早觉。即使是落雪结凌的十冬腊月,也要儿女们天明即起。不能出门做事,坐在火炉边烤火都可以,就是不准睡早觉。“不怕穷,只怕懒”是父亲一生的做人格言,他严格地恪守着。要不然,一家几张嘴巴吃什么呀?
  父亲是个讲志气的人。他认为人没有志气就不会有出息。他从不向强者示弱,但对有志者格外尊重。他在外面听到或看到由于从小就争气、长大了有所作为的人,因家在儿女面前反复宣扬,叫我们效仿;而对一些胸无大志、浑浑噩噩的人们,他生怕我们多接触。“行要跟好伴,坐要跟好人”,这也是他的口头禅。
  父亲为人处事都讲究“认真”二字,有些方面甚至认真得过分。比如说吃的吧,他特别讲“干净”,洗菜、淘米都十分过细。假如在哪年开春时吃某种青菜中吃出了一条小虫子,那他就一年不吃那种青菜了。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出门,发现哪个补丁发了线缝,他一定叫我妈妈重新补好了才穿出门。由于他办事认真负责,1960年政府实行“封山育林”、在由“大跃进”破坏得很彻底的山上培植树木时,就把看护几百亩山林的任务交给了他。年近半百的老人天天山上山下忙碌,直到十来年后,绿了青山白了头才交班!
  父亲还是个有点幽默感的人。现将我发表过的一篇短文《父亲的旱烟袋》附上,让读者或许可以从中看出他的幽默--

  1988年6月2日,当我和亲友们十分悲痛地把老父送上山安葬好之后,就准备回长沙上班了,而哥哥却执意要请几位长辈来共商父亲遗产的分配问题。那遗产主要是几间瓦房和一些生活用品,而有资格继承遗产的只有我们两兄弟。于是,我率先表态:“我只要父亲那杆旱烟袋,别的什么都不要了。”在场的人们一听,无不愕然,原以为我会要分得两间瓦房的,怎么只要那杆根本算不得什么财产的旱烟袋呢?但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郑重的。
  父亲两岁丧父,八岁给人家放牛,十一岁跟织土布的师傅学手艺。他开始学手艺不久,也就开始学抽烟了。一学抽烟,自然也就有了属于他自己的一杆旱烟袋。以后的六十来年,他与旱烟袋犹如战士与枪,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装备。他自己制作的旱烟袋是颇有点讲究的,烟袋脑壳和烟袋嘴子是从铜匠铺子里买的白铜做的。白铜不仅不易锈蚀,而且噙在口里还有种甜咝咝的味道。烟袋杆长约四尺,父亲只选用紫竹或黄藤杆制作。他说,紫竹竿“不过毒”,即使是被疯狗咬了烟袋杆,毒性也不会顺着杆子传到手上来。这个,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科学根据。他认为黄藤杆做的烟袋杆最高级,它可以吸附更多的烟油,减轻烟毒。
  父亲是早就知道烟中有毒的。他给我们做过“生物试验”:捉一条两三寸长的老蚂蝗放在地上,从旱烟袋里抠出几粒芝麻大的烟油往它身上一涂,那生命力很强的家伙便立刻一命呜呼了。父亲还从理论上懂得烟有毒。有一年,他推土车子从长沙往江西省的铜鼓、万载两县运货,在铜鼓一家小客栈里捡到一本书带回家给我看。他指着其中一篇文章的开头叫我念:“烟有毒,酒亦有毒,多吸则伤脑,多饮则乱性,其害一也。……”父亲承认“烟有毒”,但仍然坚持抽烟,他诡辩道:书上讲的是不能“多吸”,而他是不多吸的。
  我家乡有种风俗,客人来了,饭时吃饭,茶时喝茶。饭时茶时之外,凡男客人来了,都要先敬烟。客人们进门一落座,父亲总是先装一袋烟丝,再用手掌心擦一擦烟袋嘴子,以示卫生(其实那又卫生什么呢?),然后双手将烟袋和烟丝盒一同递了过去,请客人享用。如果同时面对的是几位客人,那就要先递给辈分最高的或年龄最大的那一位。一位客人抽够了烟之后,就顺手装上烟丝,也同样用手掌心擦擦烟袋嘴子以示卫生,再往下递送。这一套程序,大概也可以冠以“烟文化”的美称吧。
  父亲还爱在客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旱烟袋,说他的烟袋杆子年代有多么久远,而且“用活了”--指的是内有烟油长期滋润,外有他手上的汗水反复浸染,烟袋杆子变得通体黑红,不但泛出国漆漆器般的光亮,而且弹性极好,不易折断,还永远不会被虫蛀蚀。客人们如果知趣,附和几句,父亲心里更是美滋滋的。
  父亲对烟叶的栽培和加工也格外讲究。春天,向别人求得一些烟苗栽在菜地里,浇菜时总坚持烟苗优先,多浇上几瓢粪水,眼看着烟苗长得比青菜茁壮,他才得意。二伏之后,他陆续剥下老得叶面起泡的烟叶,扎成一小把一小把的晾起来;晾干了,烟叶金黄金黄的,便开始享用。他切的烟丝细而均匀,跟他织出的土布一样受人夸赞。我当兵之后,每次探亲总要带回几包好点的香烟孝敬父亲,而父亲总觉得吸再好的香烟也不如抽自己的旱烟袋过瘾,而且觉得香烟的烟火离嘴巴太近,抽得不舒服。于是,他就来个“土洋结合”--把香烟栽在烟袋脑壳里抽。
  父亲的旱烟袋,除作烟具,还有多种用途。因为他从未进过学堂门,深知没文化的苦,又因为出身卑微,更懂得一个人在世间立足之不易,所以,他对子女要求很严。“不听话啰,不学好样子啰,我一烟袋脑壳就敲死你!”“不给我好好读书啰,在学校调皮啰,老子叫你吃烟袋脑壳肉!”这警告是很严厉的。旱烟袋成了家法。但我们兄弟从没吃过他的“烟袋脑壳肉”,因为我们还算争气、听话,没给他添什么麻烦;再说,他也舍不得真的用烟袋脑壳敲打我们。
  那杆长烟袋还是父亲一件防身武器,防狗、防蛇、还要防鬼,防坏人。夜间外出,即使碰上两三条恶狗进攻,他只要扬起那烟袋做决斗状,狗们就不敢再放肆了。如果碰上挡道的蛇,父亲便来个先礼后兵:在原地重重地跺上三脚,骂道:“死畜牲,还不赶快让路!”他说,一般情况下,蛇听了这话就会马上走开。如果那蛇充耳不闻,那便是碰上了故意找他麻烦的家伙了。他就双手握住烟袋上端,将烟袋脑壳对准蛇的腹部,猛地一使劲,把蛇挑飞到几丈远去。蛇经受他那旱烟袋一挑,十有八九会因断了脊梁骨而难于活命。父亲认为,如果夜间碰上了坏人或妖魔鬼怪,他手中有了那“硬家伙”,心里自然有了几分胆气。
  父亲跨进古稀之年后,日见衰老了,那杆旱烟袋便兼作了他的手杖,支撑他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
  我认为,那见其物而如见其人的遗物,才是最有价值的遗产。父亲作为一个既传统又少文化但还追求点文化的农民,把自己人生的许多体验都“写”在那旱烟袋上了,而全家又只有我最能解读其中的内涵,我便觉得在父亲的所有遗物中“惟此为大”了。
  遗憾的是,“遗产分配会议”结束后,那杆旱烟袋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它到哪里去了呢?事隔十年,我至今仍不知其究竟。

  四、 我的童年

  1937年5月5日(农历丁丑年三月二十五日)巳时(上午9至11点钟),我作为一个成熟的小生命,从母腹中匍匐而出,降生在岭上屋一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伸出双手把我迎接到这人世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的外婆。
  外婆也是个没有自己名字的女人,生于秦家嫁到陈家,因此就叫“陈秦氏”,屋场里的大人们都称她“保婆婆”。外婆出生于1881年,1975年去世,享年94岁。听说外婆年轻时长得眉清目秀、聪明能干。她曾多次跟随外公的木帆船顺着捞刀河“跑运输”,到长沙、下洞庭,算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女子。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学得的接生医技,成了横竖几里地面上有名的接生婆。如今她已去世三十多年,但由她双手接到这人世间来的男男女女还大有人在。
  我由外婆接到这世上来之后,也就有了关于我的故事。故事之一是我出生之后不会哭也不会叫,大人们都认定我是个哑巴!父母为之着急:穷人家生了个哑巴崽,将来如何得了呀?……哈哈!原来是老天开了个小玩笑,就在满月的那天,我“哇”的一声哭了。全家大喜!这故事,直到我十多岁,父母和外婆他们还在津津乐道。故事之二是给我取“小名”。由于母亲在生我之前已生了两男一女,其中的两个夭折。那种种不幸,很令他们为我这小小的脆嫩的生命担忧。怎么办呢?他们在我的小名上动开了脑筋。依家乡人习俗,取小名,寄托某种希望,如“铁伢子”、“牛伢子”、“贱妹子”、“水妹子”,都是寄托健康、长命的。父母为了我能活得好,便给取名“狗妹子”。这名字好难听啊,我从刚懂事起就很反感,但一直被人们叫了十几年:“狗妹子”、“狗伢子”、“狗哥哥”……真讨厌!叫我“马伢子”、“牛伢子”、“羊伢子”、“猪伢子”不也比“狗伢子”好吗?但无法摆脱!我就在这种离不开“狗”的称呼中成长着。
  这说法太狭隘,不准确。应该说我是在兵荒马乱、天灾人祸频发的社会现实中成长着。我才出生两个月零两天,“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鬼子向我国发动了大规模侵略战争。第二年十一月九日,日军就占领了岳阳。三天后,蒋介石作出“焚城阻敌”的决定,火烧了长沙城。父辈们站在家门口西望,长沙城连续几个夜晚都是火光冲天。从那时起到八年后的日本投降,从长沙逃难到我家乡的人们一批又一批。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经常到永安一带来作低空盘旋,甚至轰炸永安街道,闹得百姓们胆战心惊。驻扎在永安镇南边彭家冲(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彭珮云的老家)的日本鬼子,三天两头地到周围几十里地面“打掳”。其实,那些日本兵加上“假鬼子”也不过二十几个人,但他们个个扛着长枪,佩着明晃晃的战刀,杀人不眨眼,谁不怕呀?年轻女人都生怕被抓去强奸、轮奸,一听说日本鬼子要来,就往脸上抹一层锅烟,把自己装扮得丑陋不堪。日本兵看到农家耕牛,就开枪射死,看到农家摘回的冬瓜、南瓜,会拦腰一刀砍断,再朝瓜里屙尿屙屎…… 日本鬼子成了我幼小心灵上最凶残、最野蛮、最无人性的恶魔。记得我五六岁时的一天深夜,在睡梦中觉得被什么人使劲拽着往山上跑。我迷迷糊糊地使劲挣扎着大声抗议着:“搞什么?!……搞什么?!……”
  拽着我跑的人是我哥哥,他骂道:“喊死啊!喊死啊!日本鬼子来了呢!”
  “啊?!日本鬼子!……”我吓得惊叫着睁开睡眼,发现好多人都在摸黑向屋后的龙形山上跑。跑过山坳,大家钻进黑魆魆的松树林中,躲藏起来。……日本兵就这样把仇恨的种子深深地播撒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深深地影响我到如今。我常想,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有任何“抗日”的任务,绝对不用任何人动员,我都会勇敢地投入!
  当时除了日本鬼子作恶,还有土匪骚扰,还有国民党抓壮丁,都是幼小的我直接感受到了的。国之不国,民何以聊生?在日本鬼子的刀枪下,城市富人都无法生活,我们乡下穷人的日子更是加倍可怜了!人祸如此,天灾又不断,那些年,水灾旱灾不断,我家乡农民苦不堪言。我家除了三亩七分田,再无自家的房屋、山地和菜土,加上人口多,吃、穿、住、用,样样困难。特别是吃不饱,经常是家菜野菜一起上。可以这么说:在我童年,家乡山上出的、水里生的、土里长的、树上结的,凡是能充饥的生物,我都吃过。直到今天,我的胃口都特好,凡是人类能吃的东西,我都吃得下。最让人心痛的还是吃高利贷。每年眼看着田里的稻穗勾头了,再过十天半月就可以收获了,也正是一家人严重断粮的时候了。父母为了一家人活命,只得忍痛借高利贷--借一担谷,到收新谷时还两担!我是亲眼看过一个叫彭登高的高利贷者到晒谷场上催我父亲还新谷的。我认识“剥削”的含义就是从父母还高利贷上开始的。
  1942年(壬午年),一场多年不遇的洪水,把我家田里的水稻全淹掉,几乎颗粒无收。第二年初夏,家乡许多人都活不下去了,就自发地组织起一支百多人的队伍,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刚满六岁的我,头一次离开岭上屋,跟着全家出发了。
  父亲用一对箩筐挑着全家换洗衣物和我那三岁多的弟弟炳方;母亲背着我的小妹妹爱仁;我哥哥则扛着一床竹簟和蚊帐等;我就扛着两根蚊帐竿子。逃荒的第一站是离我家约两里远的孙家大屋,落住在一座叫珠溪的古庙里。一张竹簟子往潮湿的地上一摊就当一家人的床了。孙家大屋也是受灾地,不可久留。两天后,队伍就像蚂蚁搬家似的开到永安镇礼耕乡的娘娘庙。在那里发生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情:与我同屋场的一个叫亮亮的小伙伴夜里得病突然死了。亮亮的爷爷、爸爸、妈妈原本是在长沙县 梨镇街上做皮匠,日军占领长沙后,在 梨镇也驻了鬼子兵。鬼子兵乱杀人,一刀把亮亮的爸爸砍死了。他一家四口为躲日军才搬回老家来的。亮亮很聪明,常和我在一起玩耍。他的突然死去和他爷爷、妈妈、姐姐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给我心灵震撼很大,至今闭眼一想,当时的惨景依然历历在目。
  逃荒的队伍离开了娘娘庙,就去了彭家冲的都天庙,那时不知为什么,日本鬼子离开了彭家冲。过了几天,逃荒的队伍就往南直走到了长沙县的善化,驻扎在包爷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古庙前面不远的田间有条弯弯曲曲的大路,连续几天都有军队从那路上走过。不知道他们是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人们都惶恐地观看那“走兵”的情景。
  没几天,逃荒的队伍又折回到浏阳境内,朝着东北方向的大山里走,那里是罗霄山脉中段,山高林密,前一年的特大洪水淹不到,有米可讨。我们先到汤家垅的一郎庙,几天后到枫正桥;几天后就到砰山的杨泗庙;几天后到了早禾田的田家祠堂;几天后到了淳口的朱家祠堂;还到了高升桥……最后一站是北盛的泉水庙。队伍每到一地,妈妈就带我和哥哥、弟弟、妹妹去讨米。讨米,当“叫花子”,本是很没面子的事,我父母又恰恰是很讲面子的人。但面子又饱不了肚子,饿肚子是要命的事,不去讨又怎么活呢?好在农民们大都很善良,只要我们去了,无论是大米还是干红薯丝和瓜菜之类,多少还是会打发一点的。逃荒要饭的日子,给刚满六岁的我上了一次生动的道德课:同情穷人,同情弱者。直到如今,不管在哪里,我都做到这一点,遇到有人向我乞讨,我总会多少送上一点。
  当我们逃荒的队伍来到浏阳的高升桥一带时,离罗霄山脉的中段就很近了,高山巍峨,气势磅礴,大人们说,那才叫山,叫大山,至于我家乡那种矮矮的山该叫什么呢?后来读小学时才知道,那叫“丘陵”。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山,就被山强烈地吸引了。有一天,天下雨,没出去讨米,我独自坐在门边一个石墩上,隔着几里地,望着高深莫测的青山出神:高山怎么那样高呀?高山上的树木为什么长得那么好呀?……山是淡蓝色的,山腰上生出淡淡的白雾,缓缓地升腾,当升到山顶时便开始和别处漂来的雾团混合,升上天空,就成了浓浓的云……使高山更加神秘,更显诡谲。这时候,谁要说那山里有什么老虎、豹子,我会相信;说那山里有什么山神、精怪,我也会相信;……高山太深奥了,以至六十多年来,还常常回味那情景;以至后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很喜欢看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甘肃的祁连山,新疆的天山,四川的青城山,安徽的黄山,福建的武夷山,青海高原的雪山,内蒙的大兴安岭,陕西的秦岭……凡是高山都会引起我的强烈兴趣,引出许多遐想。另外,回味逃荒时住过的高升桥一带的自然景观,还引发出我诸多的艺术想像。八十年代创作长篇小说《人·鬼·神》时,其中有关肖铁、黄连和秋哥少年时的传奇生活的“禹王河”、“禹王冲”,就是依照高升桥一带的情景写成的。
  那次逃荒具体有几十天,还走了哪些具体地面,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出发时,水稻栽插还不久,回来时,稻穗已经发黄。那次逃荒要饭的收获是让我看了世界,开了眼界。那本无字书影响了我一辈子。
  我很认同“存在决定意识”的说法。它简洁而又深刻。我这小小的生命从娘肚里孕育,到降生,到成长为会说会笑会走会跑的“人”,自然环境给了我说不尽的深刻影响,在我的意识中注入了永不消退的“维他命”;而人文环境,尤其是深深地渗透于普通民众中的传统文化,更在我的意识中形成了基本的“生命源”,至今都在我的处世为人中,在我的文学创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可以这样说:受了家乡上述两种环境的影响,即使我无法接触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会成为道德沦丧的坏人,也不会成为对社会无用的愚人!贫穷的家庭环境,在我的意识中嵌入了“不锈钢”,让我学会了不屈与刚强。
  人到老来爱怀旧。我也不例外。当我怀念幼年的往事时,冒出一个问题: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到底是谁呢?……
  我的启蒙老师到底是谁呢?真不好说是具体的谁、谁、谁。我认为应该这样说:我的启蒙老师首先是家乡的天,家乡的地和家乡的人,家乡的历史和现实。从天上的日月星辰,到风雨雷电,到四时八节,给了我多少知识啊!从家乡的山山水水到形形色色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给了我多少智慧啊!从家中的父母兄弟到上下屋场里的男女老幼,从听到的历史故事和看到的现实生活,给了我多少做人的道理啊!……我认识世界,思索世界,我的做人的基本准则,的确都是从幼时所处的具体的天、地、人三大环境开始意识的。我们屋场的人们处世为人不只是讲究行为,而且也有理论。在几乎无一人上过学的屋场里,一些简短的甚至是有点偏激的警句和俗话,如“只有病死人,没有累死人”啦,“先苦后甜,苦尽甜来”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啦,等等,句句胜似一本书。我就是从那种种“书”中懂得世事的。


  

(作者:柳炳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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