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委员张家坊遇险(喻咏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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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公元1927年9月6日上午,秋收起义前夕。毛泽东在潘心源、易子义的陪同下,从安源出发赴铜鼓。
  他激动地对潘心源说:“心源同志,你是浏阳的,又熟悉江西铜鼓。这次行动,我们有了三个团,真是天助我也!这三支力量,正好代表了工、农、兵啊!过两天,我们就将这三支队伍连接起来了!”
  潘心源说:“毛委员,你说得是呀,这是凑巧了!这三支队伍正好都在湘赣边境待命,好像就是等着你来指挥似的!”
  这的确是一种巧合。兵的代表,是原武昌国民革命政府中央警卫团,此刻正驻扎在江西修水;农的代表,是浏阳、平江的农军,驻扎在江西铜鼓;工的代表,是安源的工人武装。
  意想不到的是,到了秋收起义打响第一枪的那一天,即公元1927年9月9日,这位秋收暴动的最高领导者,途中却不幸闯进了鬼门关。
  从安源到铜鼓,一路上要爬无数座山峰,要走像蛛网般纵横交错的小道,潘心源说,“至少要走两百里山路。全靠两条腿,可不是说到就能到的呀!一路上还不知会遇到多少危险啊!”
  安源俱乐部主任易子义抹了一把下巴上的短胡子,有些担心地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坚毅的目光眺望着远方重重叠叠的山峦,又转回来望着陪同他的两个战友,说:“即使龙潭虎穴,我们也要去闯的。起义爆发了,那里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啊!来,我们商量一下,就启程吧!”
  一行三人同走肯定有些惹眼,为避免意外,毛泽东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长期在安源俱乐部工作的易子义化名为易绍钦。
  就这样,三人绕过国民党有驻军的萍乡县,进入湖南浏阳县和江西万载交界的山区。山路越来越陡峭,树林越来越稠密,不时从深山传来几声不知名的鸟的怪叫,增添了一种恐怖气氛。
  于是,经过商议,由向导易子义走在最前面,潘心源走最后面,毛泽东走中间,行走时三人拉开一定距离。
  因山区羊肠小道交织成网,而且树木稠密,即使相隔很近,相互能听见脚步声而不见人影。三人相隔一定距离容易失去联系而走错路,所以,决定易子义每到容易走错的拐弯处,就放些树枝树叶作为路标。
  9月9日拂晓时分,在浏阳张家坊投宿的毛泽东等一行三人,一早就起床,打算早点动身赶路。
  正吃饭之际,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随之有人大声喊叫:“开门!快点开门!……”
  一伙“挨户团”挨家挨户查人来了!
  难道是敌人闻到了气味,听到了风声,特来抓他们的吗?易子义非常紧张,顿时脸色刷地惨白。
  毛泽东一边系着草鞋带,一边平静地说:“不要慌张,照常吃饭,由我来答话。”
  潘心源将三碗大米饭端到桌上,将放着辣椒豆豉的小盘子,和几只盛着苋菜和豆腐的菜碗也放到了桌上,便坐到了桌前。易子义拿起筷子,但他手腕有些发抖,一只筷子掉落地上,他赶紧拾起来,坐在毛泽东的对面,端起碗来准备吃饭。望着镇静自若的毛泽东,易子义这才舒了一口气。易子义并非怕死,而是担心毛委员的安危。要知道,他是秋收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啊,要是万一出了差错……哎呀,这实在是不堪设想的事。
  毛泽东望着桌上的红烧豆腐,微笑着说:“呀,老易,老潘呀,我张先生可是认得这是浏阳的白沙豆腐。十年前我就吃过的,来,别客气,我们吃饭吧!”
  毛泽东话音刚落,几个团丁端着梭镖走进来,打头的那个左脸上有一个疤,他一看房子里三个吃饭的陌生人,脸上的疤立即涨得彤红,他盘问道:“干什么的?拿证件出来看。”
  “我们是安源的采购员。”毛泽东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证明信回答说。
  疤脸团丁拿着那张证明信站到门边的亮处左看右看,企图看出点什么破绽来。
  “采购什么?到哪里去?”一个高个子团丁恶狠狠地问。
  “到万载去买夏布,到铜鼓去买茶油。”毛泽东平静地说。
  只有那个矮个子团丁一声不吭,脸相也没有那几个团丁凶狠。
  团丁们带着怀疑的眼光盘问了一阵,还是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便递还证明信,走出去了。
  三人刚松了一口气,又返回来两个团丁,说:“我们小队长说了,叫你们三人到团防局走一趟。”
  屋子里立即死一般沉寂,似乎能听得见三个人的怦怦心跳。
  这时潘心源站起来,对那个团丁说:“刚才,你们不是看过证明信了,盘查过了吗?怎么让我们去团防局?我们要去赶路,要做生意,你耽误了我们张老板的生意,恐怕你们担待不起吧!”
  易子义附和着说:“就是,我们都约好了,到万载去运夏布,还要去铜鼓运茶油,老总你就行个好嘛!”
  潘心源和易子义深知,团防局是绝对不能去的。如果团丁要霸蛮,那就只能拼一个鱼死网破。便都不肯去,一边软磨硬泡,一边想法子逃跑。
  可是这次团丁们来势汹汹,而且人多势众,这样磨下去希望越来越渺茫。
  毛泽东知道这个时候不能硬顶,示意他们还是走一趟,到时再想办法。便轻轻地一摆手,说;“你们怎么和老总们顶撞,既然老总一定要我们去,去一下又有何妨。老总不至于为难我们做生意的嘛!”
  但出去之后发现情况很不妙,带领团丁的头目,那一双眼睛就像鹰一样盯着他们三人。显然认定他们的身份有问题,要押到团防局去审问。这伙团丁一共有四五十人,一个个端着梭镖,押着一些讨饭的、走亲戚的、做小生意的,在那里耀武扬威地呵斥这个呵斥那个。
  押着毛泽东、潘心源和易子义的有五个团丁,其中有那个矮个子。
  如果去了团防局,肯定就糟了。这些反动民团杀人已经杀红了眼,对抓到的人根本不认真审问,发现可疑者就杀。他们杀人也很随意,有时砍头,有时枪杀。毛泽东一行已经属于可疑之列,真的进了团防局,是很难有活路的。
  当然,如果这个团防局知道他们抓住的是什么人,就不会简单地将毛泽东一杀了之。因为在国民党政府“清共”时宣布全国通缉的“要犯”中,毛泽东的名字排在陈独秀、鲍罗廷等人之后,处于第11位,是很靠前的,有很大的悬赏额。如果送上去,无疑可以得大赏、请大功。当然,送到省里去,对毛泽东个人来说,结果同样是可想而知。这三个人一边被押着往前走,一边各自在心里盘算,到了关键时刻,总不能就像一只推上屠场的羊,听凭他们宰割。

(作者:喻咏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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